为什么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才找准了自己的定位？
找准自己的定位，是一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即便周恩来这样的伟人也同样是如此。因为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，才能在最适合的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，人生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。周恩来是在遵义会议上才找准了自己的定位的。周恩来、毛泽东和博古（从左至右）周恩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秉持公心，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力欲，他在党内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很高，几乎一直都处在党的核心领导层。尤其是在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那段时间里，很大程度上，周恩来就是党内实际的最高领导人。但那时候的党，受到共产国际干预太多、太强，所以，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甚至支配。比如，1931年1月，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，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控下，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才能的王明扶摇直上，成为党中央的实际最高领导人。王明上台后，害怕自己身处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中会遭遇不测，以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为名常驻莫斯科，通过遥控由他一手扶持的博古来遥控临时中央，以“左”倾错误来领导中国革命，结果，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遭遇惨败，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。早在1934年春，军事指挥接连遭遇惨败的李德就对博古提出，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。5月，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，并就此向共产国际请示。可想而知，当时凡重大事务都要请求共产国际，可想而知，王明、博古等人是完全不能独立作出重大决策的。6、7月间，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、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。当时，博古和李德对这一决定秘而不宣，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当中秘密进行准备工作。为了做好准备工作的，成立了一个由博古、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“三人团”。但实际上，这个所谓的“三人团”只是博古和李德的“二人团”，政治上由博古作主，军事上由李德作主，周恩来名义上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，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他都并没有资格参与，所有大事的决策权全都掌控在博古和李德手里。1934年10月10日，中央和中央红军共计8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，开始了长征。敌人为阻击红军而设置了4道封锁线，红军很快就突破了第一、第二道封锁线，实际上，部队要如何突破敌人封锁线，事无巨细，完全是依赖周恩来进行具体的组织和实施，但周恩来没有决策权。油画作品《遵义会议》由于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无方，长征的部队本该轻装急进，却偏偏带着太多的坛坛罐罐，行军速度太慢，导致红军坐失在湘江界首渡口抢渡湘江的良机，遭遇敌人夹击，在湘江战役中部队损失惨重，人数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为30000多人。在湘江战役中，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，他竭尽全力想要挽救部队免遭敌人重击，但徒劳无功，红军还是付出了损失50000多人的惨重代价。湘江一过，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，因为敌人已经察觉出红军行动意图，已经在通往湘鄂西的路上部署了重兵，准备在这里一举歼灭红军主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仍然坚持出发前的计划，去湘鄂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就等于让红军全部主力钻进了敌人已经布置好的口袋里，后果只能是红军全军覆没。这时，部队上上下下都觉得不能再按照原来的办法打仗，因为再这样打下去就是覆灭，所以，必须要改变。在这个危急关头，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，部队转而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前进，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。而此时的博古和李德，因为接连不断的军事惨败而变得灰心丧气，博古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。所以，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已经转到了周恩来的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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